程大利:由山川到筆墨 ——我的山水畫觀

山水畫是中國文人的獨特創造,是筆墨文化的典型形式,也是筆墨文化成熟的標志。其筆墨不僅是用筆用墨的技巧,更不僅僅是材料工具,而是一種體現境界的思想,是濃縮著中國文化精神的獨特語言,是非常民族化的藝術智慧。如此看來,山水畫就絕對不是風景畫了。僅僅用毛筆把山川搬到紙上是遠遠不夠的,筆畫間要體現出歷代總結出的用筆規范——以書入畫,筆筆是筆,筆筆見筆。

如果說,作為客觀存在的美的本質是真與善的統一,那么,作為主觀意識下的審美感受便是感性與理性的統一。審美感受與審美理想各有側重地體現著這個統一。這一點也和一個民族的地域環境、風俗習慣、歷史傳統、心理狀態有著緊密的聯系。人在與自然的朝夕相處中,可以體味到現實生活中所沒有的那種清寂、虛靜、深邃、曠遠。那種無限自由的感覺和無以窮盡的意趣,有一種對人心靈的某些暗示和象征,也是人對內心與世界的發現和覺悟,在中國畫論里被稱作“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”。與王維和謝靈運的山水詩一樣,處處不見我,處處都是我,景即是我,我即是景,人已融入自然之中。在充滿無限生機、情趣、韻味的山水中顯見空靈、散淡、靜穆、朗徹的胸懷襟抱,是充滿詩韻的境界。

在這種美學思想指導下的繪畫,已不是對物象純客觀的描摹,而是把客觀對象納入胸懷形成“心象”,也即心源之象,它來自畫家的藝術修養。這種理解和學識修養與人格狀態有關。唐人張彥遠說:“古之畫或能移其形似而尚其骨氣,以形似之外求其畫,以難可與俗人道也。今之畫,縱得形似而氣韻不生。以氣韻求其畫,則形似在其間也。”這里的“以氣韻求其畫”,就形成了對中國畫的最高追求。求氣韻、重寫神、講筆墨三個因素,構成了中國畫的全部審美內容,優秀的山水畫必須要具備這三點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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臥云聽泉

氣韻,是南齊謝赫提出的“六法”中第一條。鐘嶸《詩品》評劉楨詩“真骨凌霜,高風跨俗”;評謝莊詩“氣候清雅”;評王羲之書法為“謝家子弟。縱復不端正者,爽爽有一種風氣”。由此看出作品也和人本身一樣,可以拿作者本人的精神狀態(氣、韻、神等)和生理結構形態(骨、筋、肉等)來對作品進行比擬,將作品擬人化、人格化。謝赫也是如此,將他所品評的每個畫家的作品加以擬人化、人格化,用“氣韻”是否“生動”作為文野高下的標準。宋以后,對山水畫完全以氣韻要求。逸格的第一要求即是有氣韻。

寫神,在山水畫里十分關鍵。形是手段,神是目的。論“神”最深刻的是石濤。他寫道:“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,山川脫于予也,予脫胎于山川也,搜盡奇峰打草稿也,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。”所謂“神遇”,是主客觀的高度統一,是形象經過對神的深入理解后表達在宣紙縑素之上。這是對中國畫傳神論的絕妙注解。

筆墨是中國山水畫的靈魂。宋以前,筆墨主要作為狀物的手段。大量文人介入,強調書畫同源,中國畫在宋元時代形成“文人化”之后,一路發展成為文人畫,對書法趣味和詩意境界的追求使中國畫與西洋畫徹底分道揚鑣。在中國書畫史上,善書者往往能畫,繪畫格調的高低與書法修養有著直接的關系。

為自然山川立傳是既崇高又從容的事業。畫好山水畫,首先要求畫家把一顆心先安靜下來。研究山川,練習筆墨,淡定沉潛,向山川精神的深處走去,尋找天地精神——“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”,尋求中國山水畫的詩意境界。

畫家簡介

程大利,現任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,中國畫學會副會長,中國國家畫院院委、研究員,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,中國美術家協會中國畫藝委會委員。

其作品參加第六、八、十屆全國美展,首屆北京國際美術雙年展,歷屆中國畫展等重要展覽;曾先后在中國美術館、江蘇省美術館、國家畫院美術館等藝術機構,以及美國、德國、加拿大等國家舉辦個人畫展;出版多種畫集、理論文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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